摘要：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重要理論創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分布面廣、種類眾多、專業強、身份超脫，把他們組織起來對于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有著重要意義。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可以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市場治理現代化；可以協助政府實現治理現代化，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學性和能力水平；可以充分發揮他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為社會治理探索新的路徑。
關鍵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國家治理效能；組織化；浙江省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體制外的各類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根據中央統戰部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總體規模約為7200萬人，其中黨外人士占95.5%，約6900萬人。以浙江為例，全省有新的社會階層人士475萬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8.39%。其中，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346萬，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72萬人，自由職業人員33萬人，新媒體從業人員24萬人。浙江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集中在大中城市，杭州、寧波、溫州等三個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占全省總數的57%。新階層四類群體人員總體上呈現出智力密集、專業性強，體制外就業、收入較高，相對分散、工作自由性大，思想活躍、影響力大等鮮明特征。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新階層人士隊伍日前發展壯大，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和影響。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黨外知識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發揮他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但從總體上說，新階層人士目前尚處于分散性、無組織或組織性不強的狀態，就像馬克思筆下的法國農民，好似“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彼此間只存在地域或行業的聯系，并未形成廣泛聯系，結成政治組織。近幾年來，各地對新階層人士組織化開展了積極探索，把他們重新組織起來，變“社會人”為“有組織的人”，成為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但相對體量龐大、自由分散且呈不斷壯大的新階層總群體而言，我們所能聯系上的新階層人士僅僅是“冰山之一角”。例如，目前浙江省各級統戰部門聯系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共14719人，其中：省委統戰部聯系的268人，各市委統戰部聯系的2009人，各縣（市、區）委統戰部聯系的12442人，各級都已建立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重點聯系名單。但相對全省數以百萬計的新階層來說，我們仍處于與他們“說不上話，牽不上線，做不進工作，交不上朋友”的狀況。新階層人士組織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顯而易見。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定，特別是提出了“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理念。國家治理體系，由市場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三個主要方面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化，就是要進一步厘清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邊界，實現政府與公眾良性互動，將權力與權利納入法治框架內有序運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新階層人士分布面廣、種類眾多、專業強、身份超脫，把他們組織起來，可以在促進市場治理、協助政府治理和參與社會治理方面發揮獨特的優勢和作用。
一、促進市場治理現代化、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把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
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和重要環節；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支撐；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贏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新階層人士在促進市場治理現代化中人才優勢明顯，把他們組織起來對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意義重大。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離不開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的參與。2020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2050年，中國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現代化。為了實現這些偉大的戰略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體制轉型已經開始了新的征程。特別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硬骨頭”，涉及市場治理的方方面面。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場監管體制，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健全金融監管體系。新階層人士中有各類專業人才，把他們組織起來在上述幾方面獻計出力，可以在為區域發展服務上更有作為。例如，杭州市上城區籌備上市公司董秘和基金經理人組成的“董秘學院”，帶動金融產業鏈上下游各類金融機構入駐和人才集聚，持續推動產業與資本聯動發展，助力協辦“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會”等活動；童雁汝南擔任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主會場藝術總監，為當代藝術進入國家禮儀空間作出貢獻；著名影視制片人劉志江、《羋月傳》作者蔣勝男、著名攝影師張望等一大批文創領軍人才的進入，助推“文創+金融”產業發展新格局。
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機制離不開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的參與。市場治理現代化，就是要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邁出走向新體制的決定性一步。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生存到發展，不同的發展階段，各個階層會有不同的需求。律師、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評估師等專業界和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是當今社會的精英，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中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和評判，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導向作用。而要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在規范市場秩序、參與社會治理、促進依法治國方面發揮專業優勢和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專業人士的組織化程度。浙江省各級知聯會中介組織和中介專業人士為社會各界提供法律、政策、認證、仲裁等服務，在資信評估、財產審計等方面，為樹立社會公信力作出了貢獻，有力推進了“信用浙江”建設。
三是促進供給側改革離不開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的參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新階層人士中有大量組織化的科技工藝和經營管理人員，也有大量以自由職業存在的民間工匠、藝人，他們都是推進供給側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如何把他們進一步組織起來，對于促進供給側改革和他們自身的發展都十分重要。實踐表明，這些新階層人士都有比較強烈的創業創新意識，他們普遍關心投資建廠等商業機會，應該充分尊重他們這一商業進取意識，為他們開展經濟交流活動，投資考察，尋找商機提供條件。溫州著力推動造創新創業新生代“孵化器”打造，幫助新階層人士念好“生意經”。“e潮”，就是整合社會資源平臺，支持培育引領互聯網新經濟弄潮人士，助推網絡經濟發展。建立溫青創夢產業孵化基地，用好原有科技孵化器，開拓眾創空間，創造良好創業環境，重點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助推信息經濟發展。杭州市余杭區把“扶持創業、呵護人生、分享樂活”貫穿于眾創同心薈平臺工作的始終，合力打造“三團二會一公益”2.0版本的眾創同心薈，助推創業創新。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生力軍，為民營經濟提供專業化服務的重要力量，是引導新經濟業態發展的新生力量。隨著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出現了眾多新經濟業態，如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信息經濟、智能經濟、新媒體經濟等等。在很多地方如杭州，新經濟已成為成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和主力軍，在GDP、就業、稅收等多項指標上都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新經濟民營企業家中，有很多企業是直接由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創辦，如新媒體企業�；谛碌纳鐣A層人士是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杭州市下城區委區政府注重把民營經濟發展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城工作結合起來，打造新平臺，為民營企業構建了聚智聚力的“同心薈”，促進新經濟業態和新興園區的孵化成長。
二、促進政府治理現代化需要把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
伴隨著經濟社會轉型，我國社會從原先的高度組織、單位化轉變為松散性、個體化的結構，國家對社會成員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組織的社會動員力量明顯下降。因此，政府要從管理轉向治理，從一竿子插到底的“管死”轉向充分激活各方力量共同參與治理的“管活”，實現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行政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要繼續“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將改革目標設置為“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機構權力、明確職責”，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正因為如此，《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實施鼓勵新社會組織人才發展政策”，“把新社會組織人才開發納入各級政府人才發展規劃�！卑研码A層人士組織起來協助政府實現治理現代化，至少可以在以下幾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搭建參政議政“智庫”平臺，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學性和能力水平。新階層人士學歷高、專業性強、思維敏捷而且接觸和了解基層社會比較多，其反映訴求的意愿和建言獻策的水平也相對比較高。但因是新涌現的群體，因此目前各級政協中還沒有新階層人士界別，除了要積極促成和研究相關界別的設立和運行外，要創造各種載體和形式，積極拓寬新階層人士的建言平臺和參與政府治理的渠道。如：杭州市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103名律師，都實名開通“網上工作室”，廣泛征求議案提案的意見建議。同時邀請律師、會計師、稅務師代表參加或列席市委舉行的民主協商會、情況通報會等政治協商。溫州市充分發揮公眾傳媒的組織機構和網絡體系的作用，使其成為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表達要求和呼聲的窗口。一方面，利用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技術，整合建設網上統戰“大智庫”、“云社區”，實施高效務實的網絡問政，拓寬協商民主渠道，為溫州發展建言獻策。另一方面，搭建輿論監督平臺，引導新階層人士履行正當的“公民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一個個性獨立、公民意識很強的群體，為他們搭建輿論監督平臺，引導新階層人士履行正當的“公民權”。 “清風”，就是利用網絡界代表人士的影響力、感召力，主動發聲、善于發聲，引導正確輿論，清朗網絡空間，改善社會輿論生態。浙江臺州市椒江區試水委員助理制，安排新階層人士與擔任政協委員的民營企業家結對，在訴求意愿和建言水平上取得優勢互補，實現強強聯合。
第二，發揮律師界專業人士整體優勢，做全面依法治國的推動者、維護者、踐行者。律師肩負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責使命，對政治、法治熟悉且敏感，政治參與意愿和社會責任較強、能力較突出。浙江省各級知聯會積極參與全面推進鄉村和社區法律顧問工作。其中省知聯會理事、浙江一墨律師事務所主任章碧珍因為熱心公益事業且事跡感人，被評為杭州“十大平民英雄”。杭州市律師協會（簡稱市律協）成立于1991年9月，是律師的行業自律性組織，下設16個專門委員會作為履行職責的專門工作機構，設25個專業委員會負責組織開展律師業務的理論研究和交流。全市共有律師事務所502家，律師7452名，律所和律師數量每年均保持10%左右增幅，各項指標均占全省40%左右，規模所、品牌所、專業所發展程度走在全省前列。律師人員規模在全國各大城市中位居第七，律師人均辦案量和業務收費名列全國前五。全市每萬人擁有律師數8名，為全國平均水平3倍。但律師行業普遍存在自由度高、思想多元、專業性強、政治敏感等特征，迫切需要把他們組織起來。 杭州市律師行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創新基地“律諧?同心薈”，通過構建聚才引才、創業服務、教育培訓、實踐鍛煉、聯誼交友、參政議政、社會服務等七大功能，把律師行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真正組織、團結、活動起來，積極引導廣大律師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主動參與“凝心聚力建名城”。在服務黨政所需方面，組織律師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杭州“世界名城”建設、杭州亞運會籌備等黨委政府中心工作提供優質、高效、精準的法律服務；在服務服務企業所困方面，指導開展律師進企業“法律體檢”“惠企便民”“小微企業成長”“電商企業服務”等專項法律服務行動，研發推廣優秀法律服務產品，助力最佳營商法律服務環境，幫扶企業健康成長；在服務群眾所想方面，組織律師參與律師進社區（村）、“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民生工作，站位群眾所思所想，增強針對性、實效性，讓律師成為線下值班、網上服務的公共法律服務主力軍。
第三，發揮新階層人士分布廣泛、位置超脫的優勢，促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出：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于促進科學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組織起來的新階層人士，代表性廣泛、專業性強、建言獻策水平高，在參與協商民主特別是參與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方面優勢明顯、作用獨特，可以積極促進政府治理實現現代化。在這方面，浙江各地的積極探索已取得初步成效。無論是溫嶺的民主懇談、武義的村務監督、諸暨的楓橋經驗，還是寧海的村級小微權力36條、象山的村民說事和鄉賢參事，以及義烏的人民調解制度進商會、樂清的民營企業工資協商、溫州等地的商會承接政府部分職能等，新階層人士中的專業人士都從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把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這是重大制度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新階層群體具有明確優勢，符合“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社會治理要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大多處于體制之外、市場之內、社會之中，具有以新生代為主、受教育程度高、專業能力突出、創新意識強、思想多元等顯著特征。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嵌入社會治理全過程、各領域、各環節，在推動經濟發展、提供社會服務、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創新社會治理利益表達的重要渠道，是化解基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資源，是承接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的重要載體。把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充分發揮他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可以為社會治理探索新的路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破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離不開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的參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經濟社會轉型，階層利益日益凸顯，物質財富和教育機會的分配越來越顯示出代際傳遞的特點。中產階層將不僅是增長最快的階層，而且會逐漸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規模最大的就業群體。據有關方面統計，我國中產階層已占全國人口的近30%，達3億多人，這個數字大約也是全世界中產階層的30%；有研究者預判未來兩三年中產階級在中國將達到6億人。中產階層與新階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按收入和財產的多少劃分的，后者主要是以擇業方式和就業渠道來評判的；但由于新階層人士分布廣、數量大且大都是高收入群體或成功人士，因此不難研判，兩者在人員上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性。把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把中產階層組織起來，進一步激發創業創新活力和回報社會的責任，可以起到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平衡器穩定器作用，成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先行者和生力軍。一要鼓勵和支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把個人事業發展與國家發展結合起來，把自身事業做大做強，為發展生產、擴大就業作貢獻。二要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各自的經濟實體、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中營造和諧的環境，處理好企業與員工的利益關系，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更要注意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建立起比較和諧的勞資關系，建設和諧企業。三要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生產經營和從業活動中學法、守法，重信義、守信用，依靠誠實勞動、公平競爭發展自己的事業，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四要搭建平臺、創新載體，通過光彩事業、評選優秀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擔任新農村建設顧問、和諧企業建設、智力支邊、科技扶貧等活動，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自覺履行義利兼顧、扶貧濟困的社會責任，促進共同富裕。五要暢通訴求表達渠道。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暢通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系溝通的渠道，經常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協調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積極為他們創業發展提供幫助和服務。搭建社會服務特色基地，滿足新階層人士“公益心”。溫州注重義工隊伍培育，形成仁義溫州的濃厚氛圍，溫州目前社會服務類組織1643家，慈善、公益類的志愿者隊伍總量居全國同類城市前列。如形成了溫州網“愛心屋”、龍灣網絡文明志愿隊、蒼南龍港大叔微信救助平臺等品牌。溫州新階層人士與商會、協會等社會組織聯動參與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緊急救助等積極性高，活動載體多。如 “暖風”項目就是利用網絡的廣覆蓋性、高抵達性，在社會成員或單位需要愛心幫扶、特殊救助時，組織發動常態化社會援助。而網聯會的“旋風”項目就是利用網絡的即時性、快捷性，在突發事件需要緊急救援時，高效發揮應急動員作用，發動全社會協同做好應急處置。
第二，參與社會治理是新階層人士彰顯群體價值的重要途徑。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社會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從頂層設計、體系構建、到技術支撐、隊伍建設、資源整合等方面都要配套運轉起來。如：浙江以“四個平臺”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實踐，通過大數據和智能化整體聯動營造各方參與、廣泛發動、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共識、共治、共享，離不開社區各治理主體的多元聯合，體制外的廣大新階層人士涉及自由擇業的各行各界，在參與社會治理中具有代表性廣泛性專業性。同時，社會治理既是自治也是他治，市場和社會組織既是對象又是主體，新階層人士基本存在于市場和各社會組織之中，是游戲規則制定和評判的參與者，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而尤以其中組織起來的新階層人士，在社會治理中的團結和協調作用重大。浙江省新社會組織起步早，增長快，數量多，種類越來越多，自治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影響也越來越大。目前,浙江有新社會組織近4萬家，從業人員50.7萬人，僅杭州市就有社區社會組織7000家。浙江新社會組織中的人士具有鮮明的專業性、民間性、自主性、多樣性、志愿性等特征，具有參與公共事務、規范行為、為社會各相關利益群體表達意愿訴求、維護合法權益、協調相互關系等意愿，愿意發揮服務社會、聯系溝通、整合互動、自治引導、監督自律等多項社會作用，正日益成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肮驎笔呛贾菔袠屑~型社會組織，成立于2003年的有5000名，80%為新階層人士，服務境內外3000多次。 創會人何軍是海軍人士，他深有感慨地說，過去從海外回來往往比開什么車，現在往往比對社會的貢獻；聽完十九大報告后， 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信念更堅定了。去年，“公羊會”被列為全國新階層人士統戰工作實踐創新重點項目，何軍說，“我們要珍惜大時代給予我們的信任和期待，發揮榜樣作用。我們不能總想著要得到和索取什么，更多的時候我們要想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什么，為這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能奉獻什么�！蹦軌驗樯鐣泶u加瓦，這是我們的愿景和使命。在何軍看來，公益和幫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社會擔當和家國情懷的終身事業。另如：寧波市鄞州區通過“鄞地新力量”組織平臺，初步實現了力量、資源的聚合、沉淀，增強了的組織凝聚力和社會影響力。在服務創新社會治理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圍繞“一個共同目標”、“一種公益理念”，同心同向、群策群力，基層治理的主體意識和實踐能力不斷提高，加強了公益項目之間的融合推進及理事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系，吸引了分散在各區域、行業的游離于傳統治理平臺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向組織匯攏、向基地聚集，“磁質同心圓”磁性更為強勁。
第三，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組織化的新階層人士的參與。城鄉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離不開城鄉社區治理的現代化。總體來說，城市社區居民的分布上較多地集中在體制內群體、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有以下幾方面特點：一是云集“兩新”和“三區”，即從創業、就業、執言而言，除了自由職業者外，大部分集中在非公有制組織和社會組織，就居住、生活和工作場所而言，相對集中于社區、園區、樓宇區；二是屬于體制外的“社會人”，即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流動，職業、身份經常發生變動，以服務業為主體梯度布局，知識型、技能型特征明顯；三是知識層次較高、政治訴求較強，絕大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由此可見，新階層群體各類人士在社區治理中優勢明顯、責任重大，關鍵是把他們組織起來并培養代表人士，讓代表人士參與到社區建設和社會治理中來，以起到示范和引領的作用，聯系、團結和帶領更多的新階層人士發揮揮人才、智力、技術、專業等方面的優勢和和作用。如：海寧市構建社團組織牽引聚力模式，打造新階層助力城市社區治理新樣板。一是推行“愛”系列“個性化”服務。海寧市新聯會下屬愛心聯盟、義工協會、志愿者協會、和樂社工等社會組織注重針對不同群體，找準特定需求，建立“需求清單、資源清單、項目清單”，為失獨家庭、殘疾人、困難居民等特殊群體訂制個性化服務“菜單”。如“微愛童行”圓夢兒童微心愿征集并實現微心愿2000余個，“愛心教室”堅持7年為新居民學生提供晚托服務。二是承接“心”系列“政府化”服務。海寧市委統戰部牽頭，建立由13個市級部門組成的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聯席會議制度，以“心系海寧”為主題，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組織社會組織承接各類政府化服務項目20余個。如“情暖黑水·春風助學”“‘潮鄉大喇叭’反詐騙志愿宣傳”“您為潮城添瓦，我替游子孝親”等公益項目，掀起了“全城志愿”的濃厚氛圍。三是開展“家”系列“社會化”服務。發動新階層等群體致力打造“家”品牌，如“家·文明海寧一道走”項目，每周五堅持融合文明勸導、衛生保潔、平安宣傳等工作開展常態化服務；“家·文明視角”項目，以微電影的形式加強文明行為宣傳，特別是針對新居民群體，發揮專業社工優勢，開展心理疏導、精神慰藉、維權幫扶等工作。四是強化資源賦能助力城市社區治理�；I建用于保障各類公益項目開展和愛心成員服務積分兌換的“公益公積金”，制定愛心基金專用賬戶使用細則，與市慈善總會共同管理，接受社會監督。牽頭召集社會組織、聯席部門、專家等廣泛參與項目設計、論證，做到群策群力、精準實施。如針對基金管理問題，充分發揮新階層中法律、財務等專業人士的特長，研究制定了資金管理辦法和績效評估機制，為項目資金科學透明運作提供保障；針對相院里準物業化改造這一民生難題，愛心聯盟出面邀請社區、居民代表、相關政府部門召開小區改造工程議事會，多方征詢意見后最終改造方案同意率達90%以上。網聯會聯誼組率先建立了紅鏈網監群，動態監控、引導網絡輿論；針對時下熱門民生話題，每周舉辦“垃圾分類 美化家園”“百善孝為先”等微課堂，不斷發出好聲音；把“五水五氣共治”等方面的不文明行為和問題在網絡曝光，傳遞正能量。
與此同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社會治理中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機統一，需要各方面新階層人士的廣泛參與，同樣需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其中，新鄉賢聯誼組織業已在浙江省各地的鄉村振興中發揮重要積極作用，其中不乏各類新階層人士。新居民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最不穩定的群體之一，也是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能否較好地融入主流社會，將極大地影響當地社會治理的成效。新居民主要由外來務工人員、外來經商創業人員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等組成，大部分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有關或本身就是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其中有不少網絡意見人士。把新居民中的新階層人士組織起來，關注各類新居民自治組織的領軍人物，關注網絡“意見領袖”的發展情況，注意從中發現和培養代表人士，是已在實踐中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辦法。要特別關注新居民和新階層中的特殊群體——“蟻族”。特別是“蟻族”網絡使用率達到66.9%，遠高于全國水平的31.8%�！跋佔濉笔亲杂蓳駱I知識分子的底層，文化層次高，掌握網絡技術，思想活躍且容易偏激，其影響社會穩定的能量和作用是其他新居民不能相比的。但目前還沒有相關部門做這部分人的思想引導工作，如何把他們組織起來進而引導和幫助他們盡快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從而激發社會活力，優化自我管理，共享發展成果，促進階層和諧，是當前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課題。
第四，網聯會組織在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中擔負重任。黨的十九報告指出，要“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浙江是互聯網大省，具有開展網絡界人士統戰工作的資源優勢和現實需求。浙江網民規模達3300萬人，占浙江人口的五分之三；網站有24萬余家，互聯網普及率為60.8%；互聯網成為網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浙江也是全國互聯網企業家、信息產業人才、新媒體從業人員的集聚地，電子商務交易占全國的“半壁江山”。浙江省擁有不少在全國有影響力的網絡意見人士，其中粉絲超過10萬的個人賬戶868個，50萬以上的218個，100萬以上的58個。2014年11月，世界互聯網大會宣布永久落戶浙江桐鄉。由此可見，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對于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和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意義重大。浙江省、市、縣（市、區）三級普遍建立的網絡界人士聯誼會業已在這方面作出積極探索并發揮重要作用。一是正確對待引領網絡輿情。各地網聯會針對網絡輿情發酵快、傳播廣等特點，通過組建網絡文明志愿隊等，及時參與正面評論引導，努力化解負面情緒，積極傳播正能量，協助黨委政府做好網絡輿論引導工作。圍繞發揮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基層治理、創業創新、社會服務、輿論引導”等四個方面的作用。溫州市鹿城區在“鹿城E咖”創建中，通過同頻共振E平臺、E網新風平臺、“V”能量聯動平臺的深入打造，充分發揮了“柒零叁網”等民間網站輿論導向作用，廣大新媒體從業人員在鹿城“大拆大整”、“大建大美”“提升中心城區首位度”等工作中充分發揮了政策“大喇叭”和民意傳聲筒作用，近年來。鹿城的網友評論觀點和看法趨于理性，網絡環境日益晴朗。二是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網絡界人士對于網絡信息感覺最靈敏、觸角最廣泛，通過他們匯集網絡民意，再由網聯會反映到黨委政府相關部門，搭建起黨委政府緊密聯系群眾的網絡橋梁。杭州市、溫州市等地積極推薦網聯會有識之士進入統一戰線咨政建言專家庫、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小組，搭建議政建言平臺。網聯會充分挖掘網絡優勢，發揮在協商民主、民主監督、維護和諧等方面積極作用，受到了黨委政府和廣大網民的認可和好評。三是發揮行業引領作用。網聯會匯集了互聯網行業的精英，要在加強行業自律、整合行業資源、開展社會公益等方面作出表率，提升行業形象。各地網聯會通過爭取扶持政策、創新網絡營銷模式、開展技術培訓等，在提升互聯網行業競爭力方面取得明顯成效。在網聯會的參與建議下，溫州市、龍灣區政府相繼出臺了扶持網絡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僅龍灣區每年就為互聯網企業提供扶持資金1000萬元以上。麗水市網聯會組建互聯網培訓講師團，為100多名少數民族村干部開展培訓，助推生態農業創新發展。金華市網聯會開展網絡項目投融資路演，為網絡項目對接資本市場奠定基礎。各地網聯會積極開展社會公益活動，溫州市網聯會捐建“網聯同心信息教室”，蒼南縣網聯會救助白血病患者，湖州市網聯會幫助追回失竊文物等，展現了網絡界人士熱心公益、無私奉獻的良好形象。（原文刊載在《山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注釋：略
作者：楊衛敏，浙江省委統戰部二級巡視員，中國統戰理論研究會非公經濟統戰理論浙江研究基地副主任兼專家組成員，浙江省政協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基層治理。
